陈有西：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

[41] 参见朱芒：《概括主义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种法解释路径的备忘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70页。

高标准和比较僵化的合规条件导致欧盟区域内的互联网企业创业和运营成本都比较高。从表层来看，欧盟似乎高举信息自决的旗帜，数据主体通过行使权利对数据处理过程进行自主控制，进而实现信息隐私保护目标。

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11]个人网络行为变化带来的高度隐私风险最终被转变为更沉重的企业责任。但在大数据条件下，可识别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庞理鹏诉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案（2017）京01民终509号、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2015）海民初字第10634号等。[15]但正如前文分析得那样，大数据经济中个人的实际地位是被动和卑微的，大企业和政府才是真正的主角。

个人身份定位过于泛泛，不能适应个人信息保护的规范需要。其次，现有的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确定的隐私身份主要有三种：个人、消费者、公民个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提倡权力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各司其职。

[34]我国《行政诉讼法》（1989）（以下简称旧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便采形式混合式。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就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围绕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直接探讨并不多，且主要限于某种行为（如交通事故认定、火灾事故认定）的可诉性之上。[47] 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45] （二）客观判定标准的扩大化趋势 纵观我国司法实践，主观判定标准对行政纠纷可诉性之判定更多仅具有宣示意义。对此，学界存在两种观点：限制说认为，第8项是对前7项内容的概括，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是相对于前7类行政纠纷中的人身权、财产权而言，由此推知前7项内容仅当涉及人身权、财产权被侵犯时，才具有可诉性。

[16] 参见余睿：《公共利益之立体化解析——从行政法公物制度之角度观察》，载《玄奘法律学报》第12期（2009年12月），第232页。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直观明了、方便民众理解，故操作性较强。王周户、李大勇：《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重新解读》，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第114页。行政纠纷可诉性即取决于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的范围。

2.实质混合式 这是指法律条文中同时包含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且二者均发挥规范受案范围的作用。时至今日，因兼顾概括式的开放性与列举式的明确性，以正向概括+反向列举所搭建的混合式受到更多推崇。这表现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即通常先由立法者以法律形式对公益作出抽象化的衡量与设定，再由行政机关透过制定命令或作成具体决定来推动公益的落实。该国的传统理论认为，撤销诉讼仅面向行政主体相当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

因此，上述两条款实则一脉相承。这也意味着法律上利害关系与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范围在不断延伸。

综上，不属于受案范围的标准应有两个：不属于行政行为或虽属行政行为但对权利义务无实际影响。但事实上，如果仔细推敲一个被纳入受案范围的高度专业性的纠纷，法院实则自始至终都没有从正面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处理，而是尊重后者的首次判断权。

详言之，在法条的结构形式上，新法第12条第1款前11项的内容实则对应旧法第11条第1款前7项的内容，二者同属肯定列举的范畴，只不过新法列举的事项更丰富。[5]反过来讲，宪法性质争议由宪法法院受理。又如重复处理行为，其未对相对人产生新影响。[69]所谓行政行为形式论，即基于法概念操作技术的便利性，在行政机关实施的各项活动中选定某一特定时点之行为，以此作为控制行政活动合法性的基本单元。但是，由于新法第12条第1款的列举性规定已发生微妙变化，从而扭转了第2条被限缩乃至架空的命运。[5]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当面对一些充满技术内容的行政行为时，法官往往显得无知而笨拙，故试图通过司法权解决所有行政争议，在客观上可谓困难重重。由于行政行为与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意涵是发展变化的，这意味着客观判定标准也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性。

类似地，《行诉法解释》第1条第1款也规定对行政行为不服而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同时，伴随主观公权利扩张与反射利益收缩，权利义务受实际影响的范围也在延伸。

其二，大量采用对具备行政纠纷可诉性之情形进行逐项列举的做法，将导致立法过于繁琐。1.形式混合式 这是指法律条文中虽同时包含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但仅列举性规定具备限制、划定受案范围的性质和作用。

[60]而行政契约作为一种服务与福利供给和管制工具的兴起，会给契约设计和契约救济带来巨大的压力。[37] 考虑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因此对受案范围现在还不宜规定太宽，而应逐步扩大，以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推行。所谓法律效果，即法律权利或者义务的设定、变更、解除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确认，[50]其由行为者的主观意思表示所直接引起，而非由法律设定。在行政纠纷可诉性的判定上，我国呈现两序列三标准：对客观诉讼适用法律拟制标准。

[79] 参见前引77，李惠宗文，第167页。[2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1987年10月9日）。

[2]综上，司法权仅是由宪法配置的监督行政权的诸多权力之一。而该法在行政纠纷可诉性的确定模式上表现为列举式。

[20] 参见前引8，江利红书，第87页。[72] 相比而言，行政过程论并不拘泥于对特定时点下基本单元的审视，而是强调全面、动态地考察行政过程。

[58]相应地，国家任务集中于对权力性行政（高权行政）的制约。换言之，国家不要对公民正面的福利作任何关照，除了保障他们对付自身和对付外敌所需要的安全外，不要再向前迈出一步。从行为之诉的种类来看，除撤销诉讼外，确认无效诉讼同样仅针对行政处分提起，而课予义务诉讼则可面向行政处分与行政不作为。[62]该权利之设置旨在摆脱国家权力对人民自由范围之干涉。

此现象集中反映在《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之规定上，即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此外，该法第704节还指出，法律规定可审查的行政行为，以及没有其他适当法院救济的最后确定的行政行为应受司法审查。

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其二，作为行政审判权的作用区间，框定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横向审查范围，规范行政审判权的运作。

[74] 参见前引54，原田尚彦书，第123、143页。（5）无法作单一的行为定性，如过程性行为，其作为对外产生实际影响的最终行为之一环，既可能属行政事实行为或内部行政行为，也可能属未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的外部行政行为。